2019（第十八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于12月8日-9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出席并演讲。

　　金融业开放仍有瓶颈 外资金融机构占比非常低

　　黄奇帆表示，我国金融业开放仍有瓶颈。其举例称，尽管90年浦东开发的时候已经宣布允许外资办银行、办保险公司、办证券公司、办各种金融机构。我国加入WTO以后，对外资金融机构总体上是开放的，但目前我国近200万亿的金融资产中，外资金融机构的比重只占1.8%，“非常低”。而同样的开放成果，在近200万亿的工业、商贸业、工商产业的资产中，外资企业的资产占到了30%。

　　黄奇帆强调，上述数据表明，我国工商产业开放度比较彻底，而金融业的开放度是“缩手缩脚，是有限度的”。

　　黄奇帆将其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有许多金融领域外资准入前不同的待遇，“就是不能准入”。二是一些准入的领域，外资可以办银行、证券、保险，但是股权的比例有的不能超过25%，有的不能超过49%，不能控股、不能独资等等，股权比例受限制。三是允许登记的法人执照、营业范围受限，“假如说有50个营业条款，可能只允许你18个、20个，这样营业范围不完全地和国内的金融机构同等国民待遇”。

　　“总之，由于这些总体上开放，但具体又有很多束缚，使得我们外资金融机构发展不到位”，他说。

　　我国进出口顺差仅1000亿美元 服务贸易成短板

　　在谈到进出口贸易时，黄奇帆表示，我国仅有1000多亿美元的顺差。在进出口贸易中，包含了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他解释称，我国货物贸易从1979年的200亿美元发展到去年的4.3万亿美元，增加了200多倍。但服务贸易的发展，问题比较多。

　　去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2000亿美元，服务贸易进口为5000多亿美元，逆差达到3000亿美元左右。“全世界所有国家之间服务贸易逆差一共是7000亿美元，我们占3000亿，占了全世界逆差的40%”，黄奇帆说，我国的货物贸易达到4万多亿，拥有4000亿顺差。

　　“美国人牵着我们头皮老是说他们吃亏了。但我们的服务贸易还有3000亿的逆差。两边叠加起来，整个中国进出口贸易，包括服务贸易、货物贸易是5万亿美元，其实只有1000亿美元的顺差”，黄奇帆表示。

　　他还强调，我国的服务贸易以劳动密集型为多，2000亿美元的服务贸易出口中，相当一部分是旅游业、劳动密集型的服务贸易。而国外的5000多亿美元，则大部分是资本密集型的、资源密集型的、知识密集型的、高附加值型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服务贸易也是一个短板”。

　　今后5到10年，外资金融机构比重或占到10%甚至18%

　　黄奇帆表示，我国进一步开放的高度、深度、广度就是要消灭金融业的开放短板，化解服务贸易的逆差、低附加值的问题。“中国对外开放的新的动力、高质量开放、高效益开放，就要把这两个短板化解掉”。

　　他强调，2019年正是我国化解这两个短板的起步年，“今后的5到10年，我相信这两个短板一定会在中国新的开放措施中加以解决”。

　　黄奇帆分析称，首先，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了中国金融业进一步开放的要求。国务院金融委、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和证监会从去年4月份到今年10月份，先后出台了64条非常具体的金融业的开放措施。

　　“不管美国还是欧洲，许多大的金融机构摩拳擦掌，都在做出一个个的方案，开始在国内进行金融机构注册申请，调整股权比例等等”，黄奇帆介绍，“我相信今后5到10年，这些措施逐渐逐渐进入实践活动的时候，外资金融机构的比重可能从现在的1.8%会增加到10%甚至18%”。

　　黄奇帆指出，如若实现，则金融业开放会为我国金融系统带进几百亿、几千亿美元注册资本或运行资本，对中国经济是个新的动力。

　　此外，金融业的开放不仅为金融机构带来资本，还会带来技术、管理，国际经验，国内金融机构“与狼共舞”也会倒逼其业务水平、开放程度、跨国管理的能力的提高。

　　黄奇帆强调，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对国际上可能发生的贸易摩擦，是一种很好的防范措施。

　　服务贸易在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推动下 将会打破各种瓶颈

　　对于服务贸易，黄奇帆直言，与货物贸易相比，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不能同日而语”，但他也解释称，这不是千万个贸易公司的能力不足，也不是企业的问题，而是在服务贸易的开放上有问题。

　　“开放度有限，使得许多服务贸易无法做，只能让外国企业来做”。

　　黄奇帆强调，我国有世界最大的工业制造业，一年工业制造业达到170万亿。工业制造业产业链之间的各种生产性服务业，如果是国内的产业链服务，那是国内的服务业。现在一大半的商品、制造业都是跨国的产业链服务，跨国的产业链服务就是服务贸易，这种服务贸易包括研发、物流、清算、结算，所有的产业链，金融、生产性服务业，80%都在香港、新加坡、迪拜、爱尔兰或者是首尔。

　　“公司都注册在那儿，人都在中国境内做这些制造业的供应链的服务，所以，这个业务也都在外边。这就要问为什么都在外边，不在国内？哪怕国内做不了，外国企业做，那外国企业如果注册在深圳、上海，外资做的服务贸易就算是中国服务贸易出口了”，黄奇帆表示。

　　他强调，上述现象不是人的因素，也不是企业的因素，而是制度安排的问题。

　　他指出，我国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在短短四年内，从上海推广到全国18个省，有18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东、中、西一起推，自由贸易试验区将是中国最为开放的一个地区。

　　他提出自贸区的“六大自由”：贸易自由、投资自由、货币金融自由、资金自由、各种物流仓储流量自由，还有国际人事就业的自由，还有数字经济贸易的自由。

　　黄奇帆表示，自贸试验区对标、移植、推广的目标就是让中国和其它国家之间自由贸易协定的展开。自由贸易区要做的营商环境不是国内几十年来开发区要做的高效审批，一百个图章串联变并联等等等等，而是要对标WTO、FTI要求的营商环境：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知识产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劳动权利保护、各种所有制各类企业竞争中性、数字贸易、不搞各种各样不规范的政府的财政补贴。

　　“这八个方面的营商环境、八个方面的内容要形成国际化、法治化、市场化，要对标WTO的营商环境要求，对标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营商环境要求”，黄奇帆表示。

　　在谈到自由贸易时，他还以香港举例，“香港一年跟大陆有7000亿美元的贸易，香港700万人，哪里有7000亿美元的货物能进能出？很重要的它是有5000亿左右是转口贸易，是离岸贸易，是把美国的、日本的跟大陆的生意，它这边转口离岸签约，单子算它这边的。我们许多许多的保税区，许多许多的开发区做的都是实打实的，转口的离岸的几乎都做不起来，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一年能做1600亿美元，其中1000多亿美元是离岸的转口的等等等等”。

　　“服务贸易在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推动下，这些业务瓶颈都会被打破。所以，我相信我们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探索和推动，今后几年会带来中国服务贸易的春天”，黄奇帆称，“中国的进出口、中国的对外开放进一步开放的高度、深度和广度就在金融开放和服务贸易开放的过程中，就在我们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探索中，我相信我们国家今年大规模推行的这两项开放制度，一定会帮助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更重大的成就“。